中国农业的发展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的安定牵涉着中国全社会的安定；中国农民的权利保障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尊严和地位的反映。作为农业院校的师生，有必要对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11月7日下午，党委副书记、校长赵春明在实验大楼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的专题报告会，与师生回顾我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历史，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解读改革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展望我国农村发展的光明前景。

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周富国出席了报告会，党办、校办、宣传、学工、团委等部门领导,团干、辅导员、研究生和本科生、大学生支农类社团成员等共60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校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邢保荣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上，赵春明校长从中国农村改革的背景、过程、实质和经验、改革走向四个方面向在座的青年学子们系统讲解了中国农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

在系统讲解中国农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之前，赵春明校长首先从自然地理概念、行政区划概念、城乡分治概念、农村问题的涵盖范围四个角度向大家讲解了农村的基本概念；从改革目标、改革对象、改革范围、改革方式、改革与革命的区别、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六个方面向大家讲解了改革的基本概念。

讲到农村改革的背景时，他从三个维度向大家回顾了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景象。

第一个维度是1949至1978年中国农村体制变化轨迹。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大农村地区通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松散落后的农村社会纳入到了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在农村地区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但由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普遍缺乏社会主义觉悟，特别是大公无私的品质，最终人民公社体制不仅没有解放了生产力，反而成了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羁绊。

第二个维度是197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态。政治上，采取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工作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经济体制上，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甚至许多消费资料，我们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之间，调动资源和分配利益的层次多次上下调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变动。从对外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等方面看，我们采取了关门发展的方式。这种状况导致，我们国家在整个70年代都非常困难，具体反映在人民生活水平低，城镇青年失业率较高，居住面积小等方面。

第三个维度是1970年代的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当时在政治方面，农村地区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首先在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产生，

1958年在全国已经普通建立，它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它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 在组织上采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一个农民被编入一个小组；一定数量的小组编成[生产队]；生产队之上为大队，大概等今日的自然村；大队之上是人民公社，相等于镇或乡的规模。在经济方面，农村实行计划经济，生产物资和农产品采取一平二调的方式分配。国家每年都为每个公社下达生产任务指标，公社将指标遂层下达，农民所有生产由国家计划及统一收购，农民所需的商品则由国家分配，所谓的「统购统销」的制度。所有的生产过程由集体支配，非农民个人决定的。农民所得是由工分决定，工分的价值是整队大队减去上缴国家及公社福利开支的平均数。在社会方面，农村组成了以集体为单元的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集体中，离开集体就寸步难行。最终，这一体制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取消，1984年全部被乡或镇取代。

讲到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时，赵春明校长分阶段地做了详细阐述。

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为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首先行动起来，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当时，国家实行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体制，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政策所不允许的。小岗的农民们显然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但18个不愿再挨饿的农民还是在一张“生死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按照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摁下了鲜红的手印。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悲壮的决定，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小岗村实行大包干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顺应了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思变潮流，成为我国改革的标志；另一方面在国家、集体、个人关系中，农民权利得到尊重。

由小岗村开启的农村改革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特征是从农村内部开始，目的改革过去人民公社的经营体制，标志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让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市场的需求去发展生产，去选择自己愿意干的职业，结果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从局部地区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就被确立为中国农村一项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制度。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在政治上还动摇和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从１９８３年，我国开

始实行政社分开、撤社建乡的工作。到１９８５年基本完成了撤社建乡工作。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基础从此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农户作为从事商品性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主体，强化了农村基本生产单位的预算约束和激励机制，使得农业生产的内在动力大大加强。这一阶段改革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

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改革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内容是农产品流通体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1985年，国家对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实现“双轨制”。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将其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对于其他各类农产品，实行价格放开，由市场供求调节。与此同时，国家还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一方面积极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优化种植业结构，促进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农民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活动和发展乡镇企业。经过这个阶段的改革，除粮食外，我国农产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调节供求的方式已经全面确立，并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全面稳定的提高，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在农产品总量增加的同时，品种增多，品质改善，质量安全水平提高，均衡供给能力增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仅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而且还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强。

中国农村改革第三阶段是以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为标志，改革主要集中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这个阶段，农村改革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一是在90年代全面清理农民负担项目的基础上，对农村税费改革进行试点，在试点成功之后全面铺开，取消各种农业税费，使得农业发展进入无税时代。二是改革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体制，农业全面对外开放。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要求，我国对有关农产品贸易的国内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等方面进行改革，降低了农产品进口关税，取消了出口补贴，对大宗农产品采取配额制度，并逐步向关税化过渡。三是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调整和改善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分配格局，建立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长效机制。

四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从2004年开始，国家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清理和修改不利于粮食自由流通的政策法规，清理和剥离国有粮食企业财务挂账，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五是在推进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着力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问题，力争为农民工进城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2006年，国务院专门下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从各个方面做好农民工工作。六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从八个方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为此，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在财政支农中，除了“两减免”和“三项补贴”政策外，国家在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在快速提高，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使得农村义务教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覆盖整个农村范围。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方面，进展也非常明显。

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质，赵春明校长讲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质就是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这三十年的改革遵循这样一个脉络，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基本取向是“破”，即突破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当然“立”也在其中，即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但“破”是主要的，尤其是前3个“一号文件”。首个“一号文件”，明确了各种联产承包方式都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责任制，这给了农民很大选择，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打破。接下来的几个“一号文件”，先后回答了包产到户“姓社姓资”、延长土地承包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引领了农村改革。 迈入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主题分别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尽管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鲜明特点，即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丰富系统的内容，突显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要求，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的坚强决心。

赵春明校长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一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改革实践表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生产决策和物质利益问题，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是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体，也是最富于创造性的力量。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这两个新事物都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农民所具有的首创精神还表现在借助于市场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打破了城乡的藩篱，而且为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要继续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发挥农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进展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一直是贯穿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和财税等体制改革、国家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等，都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来进行设计和实施的。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基本上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确立了农户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通过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形成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

四是根据不同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要求，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村改革和建设事业。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表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其特殊性。因此，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要求进行改革，这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的突出特征。从农村改革突破到建立市场经济和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国的改革在各个阶段上虽然重点不同，但都依次递进、一脉相承。

赵春明校长结合当今中国国情，畅谈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未来走向。

一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方位。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时发表的公报科学概括了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

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美好远景。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六方面的基本目标任务。“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三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三个重点。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四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五个主要内容。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改革将从五个方面进行：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五是中国农村改革将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是中国农村改革必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从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强化农村社会管理八个方面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难题，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七是中国农村改革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干部配备上切实体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赵春明校长以切实落实和保障农民的权利作为此次报告的结束。他说，农村发展落后的根本障碍，仍然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并部分地延续至今的对农民实行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农民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和尊重。农村发展的出路只能是确立农民权利、统一城乡市场，特别是统一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市场。具体说，就是要切实落实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平等的公民权、经营自主权和民主选举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弱势的地位，实现“三农”问题的突破。

最后，赵春明校长寄语在座的将来有志于从事“三农”工作的青年学子，希望他们能以此次报告为契机，开拓眼界，深入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报告会结束后，同学们表示，赵校长用简练生动的语言讲解了中国农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让9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学生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作为一个农科院校的大学生一定要珍惜大学时光，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以优异的成绩投身“三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范晓峰）